南头漂移

艺术造城与社区真实的命运

本文是作者丁博参与2017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评论工作坊时所撰写的文章,主要关注的是艺术与其声称要介入的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经作者授权,转载于此。

时隔四年,南头古城也正在被开发成新的商业街区,而那些曾经作为讨论焦点的城中村、作为建设合法性来源的社区、作为城市更新项目假想受益人的居民,今天又是怎样一番光景呢?

南头的早晨似乎是突然到来的。前一刻还是空荡荡的街道上,蓦地就出现了稀稀拉拉的行人,低头从四面八方无名的小径上涌现:穿过连接着古城和新城的东门,有的人从城里走向城外,也有人从城外走进城里。间或有窗户亮起,两三人影伴着咳嗽,相互之间的寒暄问候,稀释了这夜晚的冷寂。在自己组装的大灯下,一对夫妻正在分解今天要卖的猪肉,超市的员工们忙着卸货和上货,便利店的老板抽着烟,等待着今天的第一个顾客。这里楼屋密集,光走不了几步就要停下来,光亮之外,那些看不清的地方则显得颇为寂寥。

下了晚班的出租车,一个接一个地停在南山大道的辅路上,等待着早班的司机,开门点火再出发。临街的小吃铺,成了这短暂歇息的见证,喂饱了出门和回家的人。我试图从现在开始认识这个陌生的地方,而此时的人们过于安静和忙碌,不需要我的搅扰。他们正在准备,也在等待,只是不知道是在等待开始,还是等待结束。

当早晨真正来临,一切已经都是准备好的样子。没有人会知道街上曾躺着的那些蓝色塑料袋,也没有人会在意到底是谁第一个开门。我们吃着热气腾腾的包子,奔赴着要奔赴的远方,行色匆匆,不及细顾,直到明天之后又一个明天。

明天就是展览的第一天。

进得南门,中山南街上已经架起了护栏,可出不可进。护栏前面立着一个告示:“为迎接深港双城双年展的召开,维护南头古城的市容市貌整洁,保障消防通道安全畅通,从即日起8:00—19:00禁止一切车辆进入古城内,违者后果自负!”

绕过护栏,沿着右手边的街道走上个五十米,就开始看见有人钻进旁边的楼与楼之间的夹缝。这些看上去不像路的通道,慢慢地也吸引了一群不明就里的游客。反正前面有人趟路,又不知道其他的路,不妨跟上好了。果然就这样绕进了古城,虽然已经忘记是怎么进来的了。好在经过这一次,便也有了扎进莫名小道的勇气。

对南头街道的描述,有所谓“九街”——即九条纵横交错的街道——的说法,而“九街”也因此成为南头的代称。今天,有人说这样“完整的古格局”已经不复存在,“仅留下了六纵一横”的空间格局。但走过这一趟就会知道,南头有的可不只九街,如果你仔细去看,几乎处处都有通道,道道都可连通。

在这里,拿着那份组委会提供的官方导览地图反而会多少觉得有些不自在。按照地图去寻觅对应的街道,常常会找不到路牌,或者被逼仄凌乱的道路搞得颇为困惑:“这是图上的那条路么?”若是想要问人,保安是几乎没戏的。他们大都是前几天才刚被调来这里值勤的,因为双年展,他们的公司接替了原来南头的保安队。据他们说,这是因为他们的安保能力更强、更规范,但似乎他们还不太熟悉这里的“地貌”,被问到路的时候,总是回答“不清楚”,让人十分沮丧。问街坊似乎会好一些,只是他们心里似乎有另一张地图,每每要把前进几米、哪里右转落到手里的地图时,又总是遭遇不小的沟通问题。

南头有着十分不同的“通道感”,街看上去可能像巷,而巷又可能实际是街。举凡夹缝、过道、小径等,其实都有着不小的交通意义。不仅如此,这里的街道也呈现出一种不同的视觉符码:少了统一、标准、整齐和干净,却多了曲折和参差。可就是这看似杂乱的街巷,构成了一张四通八达的交通网。不管你从哪一个路口走进去,不需要过多的转弯抹角,只要你心里的方向不乱,就总能走到你要去的地方。

对于“死胡同”的恐惧,在这里是完全多余的。而如果你想要迷路,这里几乎是最好的游乐场。只消几个转弯,你就可以轻易地忘记来时的路。这样的交通,也让所谓的“管理”变得困难起来。当我还在为门口看到的告示耿耿于怀、担心城内商铺无法运货的时候,糖水铺的阿姨却开始宽慰我:“他们拦不住我们的,这里到处都可以通。他们封得住大路,也不可能封得起小路。”我很愿意相信阿姨的自信,但我也忍不住疑惑:双年展到底是要让人走得进南头,还是“走不进”南头?

来深圳谋生的人,似乎或多或少都有点“落地生根”的意思。他们中许多人,一来就是二十年。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像政府宣传的那样“来了就是深圳人”,但至少很多人安定了下来,成为这方土地上的常住民。

在北京、上海之外,深圳是另一个中国符号。如果说北京对应着政治、上海对应着经济,那么深圳所对应的也许就是一个“新”字。这个“新”,在政府眼中,希望是“创新”“更新”,而在这些常住民心里,深圳是一个新的机会和希望。

离开家乡的欣嫂,在南头经营着一家贩卖隆江猪脚饭的档口。铺子不大,满座时也不过20人。欣嫂一家三口都在帮忙:丈夫掌勺、公公洗碗,她招呼客人。我喜欢他们家的猪脚饭加秋刀鱼,觉得是个蛮有趣的搭配。问她是不是家乡的做法,欣嫂只是笑着摇头。又问南头这里为什么这么爱吃秋刀鱼(我已经看到好几家店铺在卖秋刀鱼这种不能算太家常的菜肴),她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又或许是不愿意和我说。

西街上的烧饼铺最近想要转租出去,店主的女儿生了孩子,所以想要回家照顾孙子。这样一个三十平方米左右的铺子,月租是3500元,但还要交15万元的转让费。“你知道,现在这边有展览了。人群很多,生意很好的。我要不是女儿生了孩子,我也不会转。转让费到时你也可以收下家的。”

西街上的肠粉店最近的生意有点太好了,老板明显感觉有点忙不过来。点菜必须反复确认,但还是常常要等很久或是收到错误的菜品。有时食客甚至要站在蒸肠粉的笼屉前面,自己抢下出锅的食物。看得出,老板娘平时没有写点菜记录的习惯,或者说,她从来都不需要同时招呼如此多的顾客。桌子没有明显的编号和划分,伙计们也没有正式培训过,都让这个临时建立起来的系统变得岌岌可危,随时可能出错。但很快,各种食材都开始售罄,他们可以提前歇歇了。

我到南头的第一天,朋友就叫我去喝糖水。听说是家开了近二十年的老铺子,芋头西米露5元钱一碗,其他配料如果要加料的话,每种也只需要1元钱。二十年来几乎没有变过的价格背后,既要靠店主的良心经营,也要靠南头此地为如此经营提供的条件。

古城里新开的鲤鱼villa,坐落于春景街二坊一个独立的小院里,与其他普通住房也不过是两握的距离。villa定位为高档公寓,一个20平方米的房子月租均价是6300元,而不到40平方米的一室一厅的月租则到了9000元。最近他们正在招聘,公寓管家包住宿月薪是3500元,不包住宿是4000元。

我们都习惯了深圳那个“从小渔村发展成大都市”的故事,这个故事里有想象和激情,符合我们对发展的期待,但却没有历史。今天我们知道,南头是那个失落的历史的一部分;我们不知道的是,它能不能成为我们找回历史的地方——不仅是那些大江大海的历史,也要包括这些小人小物的历史。

12月15日,在开幕式上,主持人邀请了一众领导和南头古城代表南头中学的黄同学共同宣告2017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的开幕。这个仪式需要让嘉宾们转动几个木块,拼出双年展的标志和“城市共生”四个字。但因为有人转得太多,字拼不出来,主持人赶紧解释说这个木块是设计好的,不能乱转。接着,主持人又邀请“各位领导到台前合影”,这就让黄同学孤零零地愣在了台上,虽然主持人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可整个过程仍然不免有些尴尬。

在这场“艺术造城”的运动中,有些参展人充当起了咨询师的角色,也就使得一些作品呈现出PPT化的趋势。可以说,这些作品所提出和讨论的问题,几乎都是非常关键的,也是值得仔细讨论的。但这些作品最终呈现的视觉,却如同咨询师手里的PPT,常常是图文无关的。或者说,它们之间唯一的关系就是去唤起一种感觉,一种我们正在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真的提供方案的感觉。

尤其令人尴尬的是尤纳·弗莱德曼的“街道美术馆”项目。弗莱德曼把建筑还给使用者的观点,至今仍然发人深省,但在南头的这个美术馆里,挂着的却是无印良品的购物纸袋。与之对应的是最近几年“设计思维”的走红。设计师们开始喜欢说:“设计就是解决问题。”似乎他们总是可以介入一个社会现实,一下子就成了解决各种问题的专家。

这里缺失的一环,也是最重要的一环,就是本地居民(不管是不是业主)是否实际上拥有参与决策的权利。在谈论共生之前,也许我们首先应该明确的是各自生活的权利。我们说鱼稻共生,因为鱼和水稻相互补充,各自安好。但我们不会说家畜和绦虫共生,因为那叫“寄生”;我们也不会说人和病毒共生,因为那叫“感染”。所谓共生,是指两套系统并行不悖,而不是在一个本来好好的系统中硬生生地插入另一个系统,然后make it work。

我们必须承认,愿意正视城中村的意义和价值甚至部分保留城中村的功能,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进步。但这进步到底是以谁为主,为谁所需又为谁所用呢?如果“共生”只是不把原有系统完全清除,那么这和“入侵”又有什么区别呢?在我们谈如何给城中村一条活路的时候,是不是该想想城中村是怎么会死呢?

下午五六点,南头城小学的学生们陆续放学了。其中有些家住得近的便三两结伴地走路回家。

放学路上总是孩子们玩闹的好时光,又正是好奇心重、精力充沛的年纪,只消几个小伙伴,就能随时随地展开架势,好好地玩上一把。要是没人管,功课又布置得少,那简直就是最幸福的时候了。只是家总是要回的,不然妈妈的脸色不会好看。

好在路上还会路过中山公园,要是有时间,可以到公园里疯跑几圈,玩最简单的抓人游戏。就算是没时间,公园里也总会有些有意思的东西。南方的公园,常常会种植许多榕树。大榕树长得老了,就会垂下许多气根。钻过路旁维护展览的防护栏,几个男孩子抓起几根气根玩起了荡秋千。荡到最高处,就撒手飞过防护栏,比试谁飞得更远。这游戏看得我心惊肉跳,既想上去劝阻,又忍不住想要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