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但必要的问题:能力主义(Meritocracy)与歧视(Discrimination)

重新思考那些可能没有简单答案的问题

先说三个基本符合经验的现象:一,在世界五百强企业担任高管的人里,男性比女性多;二,NBA的球员里,黑人比白人多;三,餐厅服务员里,女性比男性多。

那么,我们该怎么看待这几个现象?

第一个现象经常被当作证据,来说明性别不平等的现状,实际上,类似的现象也常被用来说明种族和阶级的不平等。这些判断背后的逻辑是类似的:因为在某个领域中,某一类人群明显比另一类人群的数量更多,那么这两类人群之间必然存在不平等的关系。进一步地说,持此论者一般也会认为,这种不平等是(至少部分是)来自社会对其中数量少的一方的歧视。

但如果上述逻辑真的成立的话,那么第二个现象可能就有点尴尬:我们是否可以也由此推断,在NBA这个领域里,存在着黑人球员与白人球员之间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是源自NBA对白人的歧视呢?我想你大概不会这么认为。你更可能会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因为黑人球员的天分更好,而作为一种具有观赏价值的体育运动,当然要选择那些球打得更好的人来比赛。这就是所谓的「能力主义」(Meritocracy)——一种相信「能者得益」的系统和观点。

如果你认同上面的两种解释方法的话,那么你就不得不回答一个新的问题:面对不平等的现象,我们究竟应该在什么时候采用「歧视论」,又该在什么时候采用「能力论」呢?对这个问题的解答,目前是难以令人满意的。常见的做法是,人们会先预先判定某个群体是否是受到歧视的,然后再带着这种预设去解释现象:如果某个受歧视群体在某个领域里人数更多,那么一定是他们的能力使然,但如果是优势族群人数更多,那么一定是他们受到了偏爱。又或者,人们会认为那个受歧视群体人数更多的领域,本身就是一个受歧视的领域。

这种做法在对第三个现象的解读中,有着非常清晰的体现:餐厅中女服务员的数量更多,不仅不代表男性受到餐厅的歧视,反而代表着女性因受到歧视而只能从事服务员的工作。这里隐含的判断是,服务员并不是一种「好」、「可欲」的职位,只有被歧视的人,才会从事这一工作。

类似的理论,也能用在对第二个现象的解释中。我们可以去强调NBA球员这一职业的负面性,从而使得人数更多的黑人球员,反而变成受到歧视的对象。我们可以说,NBA球员的职业稳定性很低,而白人的平均收入水平更高,因此没必要冒险;我们也可以说,NBA里优秀的白人球员大多来自贫穷国家,所以这其实是一条穷人家的出路;我们还可以说,NBA只是白人运动员众多选择中的一个,他们还可以选择其他运动或者选择学术,而黑人运动员的选择很少……如此一来,NBA里黑人球员更多这一现象,反而成了黑人是弱势群体的证据。

然而,如果我们认真去看的话,上述论证实际存在不小的问题。

首先,这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论证方式。

上述情况里存在两种关系,一是因果关系,二是论证关系。因果关系是事物存在本身的关系,在上述现象中,因果关系基本是明确的:歧视或能力差异是因,数量上的不同是果。而我们要做的,是从观察到的结果,来推测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如果我们认为数量不等的现象可以作为歧视存在的证据的话,那么一个成立的论证应该是这样的。

  • 大前提:只有存在歧视的情况下,才会出现数量不等的现象。

  • 小前提:出现了数量不等的现象。

  • 结论:存在歧视。

而我们实际的论证却是这样的:

  • 大前提:歧视可以导致数量不等的现象。

  • 小前提:出现了数量不等的现象。

  • 结论:存在歧视。

但显然,在第一个论证中,大前提是不成立的,除了歧视,造成数量不等的原因还有很多。而第二个论证本身就存在逻辑错误,无法形成有效的结论。因此,仅凭存在数量不等的现象这一个前提条件,并不能推断出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就是歧视。类似地,我们也无法判断这些不平等现象的原因是否就是能力上的差异。

(这里使用了「数量不等」而不是「不平等」,因为后者本身就携带了很强的判断,暗示了某种权利上的不公,但在上述三个现象中,我们实际可以看到的,只是数量上的「不同」或「不均等」,而这种「不同」是否就意味着「不平等」,则需要进一步的判定。)

因此,仅仅指出在某个领域里,不同族群人数上的差异,并不能真正说明数量不同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即使事实上的原因确实是歧视或能力差异,我们也需要更多论证,来显露这一事实。

其次,对出现不平等现象的对象(公司高管、NBA球员、服务员)是否可欲的判断,隐藏着某种偏见,并可能导致更深层次的压迫。

人们想要成为高管,但不想成为服务员,这一点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即使没有一份工作是完美的,但人们对什么是好或不好的工作,似乎又存在着普遍的共识,这其中夹杂着深刻的价值判断。但如果我们不假思索地套用这份「价值共识」,我们实际上就忽视了不同个体之间诉求可能的不同。因为只有当大家都想要做高管的时候,高管中性别分布的不均才隐含着不平等的因素。

这里更深的问题是,如果我们仍然在加固这种单一的价值排序,并认为一个人合理的行为只能是追求价值更高的对象时,那么争取性别与种族平等的能量和努力,就都会被暗暗地导向一个资本主义设置好的陷阱之中。即使我们在讨论NBA球员、演员、艺术行政、或程序员时可能出现不同的结论,但这种不同却并没有根本性地指向一种选择上的多元。

资本主义已经为我们划定了一整套应被追求的人生模板,但这其实是一种隐形的压迫,因为我们别无选择,因为它在强迫所有人按照相同的偏好去生活,却从不尊重个体自我的诉求。价值的分配历史是极不均衡的,这确实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但如果我们认为出现更多的亚裔高管、女程序员、性少数总统,或者直接就是让性别、种族比例在任何地方都保持均等以后,不平等的现象就会消失,那么我们就是在缘木求鱼。

毕竟,追求平等并不是在追求事事均等,参差多样才是幸福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