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但必要的问题：能力主义（Meritocracy）与歧视（Discrimination）
重新思考那些可能没有简单答案的问题
先说三个基本符合经验的现象：一，在世界五百强企业担任高管的人里，男性比女性多；二，NBA的球员里，黑人比白人多；三，餐厅服务员里，女性比男性多。
那么，我们该怎么看待这几个现象？
第一个现象经常被当作证据，来说明性别不平等的现状，实际上，类似的现象也常被用来说明种族和阶级的不平等。这些判断背后的逻辑是类似的：因为在某个领域中，某一类人群明显比另一类人群的数量更多，那么这两类人群之间必然存在不平等的关系。进一步地说，持此论者一般也会认为，这种不平等是（至少部分是）来自社会对其中数量少的一方的歧视。
但如果上述逻辑真的成立的话，那么第二个现象可能就有点尴尬：我们是否可以也由此推断，在NBA这个领域里，存在着黑人球员与白人球员之间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是源自NBA对白人的歧视呢？我想你大概不会这么认为。你更可能会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因为黑人球员的天分更好，而作为一种具有观赏价值的体育运动，当然要选择那些球打得更好的人来比赛。这就是所谓的「能力主义」（Meritocracy）——一种相信「能者得益」的系统和观点。
如果你认同上面的两种解释方法的话，那么你就不得不回答一个新的问题：面对不平等的现象，我们究竟应该在什么时候采用「歧视论」，又该在什么时候采用「能力论」呢？对这个问题的解答，目前是难以令人满意的。常见的做法是，人们会先预先判定某个群体是否是受到歧视的，然后再带着这种预设去解释现象：如果某个受歧视群体在某个领域里人数更多，那么一定是他们的能力使然，但如果是优势族群人数更多，那么一定是他们受到了偏爱。又或者，人们会认为那个受歧视群体人数更多的领域，本身就是一个受歧视的领域。
这种做法在对第三个现象的解读中，有着非常清晰的体现：餐厅中女服务员的数量更多，不仅不代表男性受到餐厅的歧视，反而代表着女性因受到歧视而只能从事服务员的工作。这里隐含的判断是，服务员并不是一种「好」、「可欲」的职位，只有被歧视的人，才会从事这一工作。
类似的理论，也能用在对第二个现象的解释中。我们可以去强调NBA球员这一职业的负面性，从而使得人数更多的黑人球员，反而变成受到歧视的对象。我们可以说，NBA球员的职业稳定性很低，而白人的平均收入水平更高，因此没必要冒险；我们也可以说，NBA里优秀的白人球员大多来自贫穷国家，所以这其实是一条穷人家的出路；我们还可以说，NBA只是白人运动员众多选择中的一个，他们还可以选择其他运动或者选择学术，而黑人运动员的选择很少……如此一来，NBA里黑人球员更多这一现象，反而成了黑人是弱势群体的证据。
然而，如果我们认真去看的话，上述论证实际存在不小的问题。
首先，这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论证方式。
上述情况里存在两种关系，一是因果关系，二是论证关系。因果关系是事物存在本身的关系，在上述现象中，因果关系基本是明确的：歧视或能力差异是因，数量上的不同是果。而我们要做的，是从观察到的结果，来推测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如果我们认为数量不等的现象可以作为歧视存在的证据的话，那么一个成立的论证应该是这样的。
大前提：只有存在歧视的情况下，才会出现数量不等的现象。
小前提：出现了数量不等的现象。
结论：存在歧视。
而我们实际的论证却是这样的：
大前提：歧视可以导致数量不等的现象。
小前提：出现了数量不等的现象。
结论：存在歧视。
但显然，在第一个论证中，大前提是不成立的，除了歧视，造成数量不等的原因还有很多。而第二个论证本身就存在逻辑错误，无法形成有效的结论。因此，仅凭存在数量不等的现象这一个前提条件，并不能推断出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就是歧视。类似地，我们也无法判断这些不平等现象的原因是否就是能力上的差异。
（这里使用了「数量不等」而不是「不平等」，因为后者本身就携带了很强的判断，暗示了某种权利上的不公，但在上述三个现象中，我们实际可以看到的，只是数量上的「不同」或「不均等」，而这种「不同」是否就意味着「不平等」，则需要进一步的判定。）
因此，仅仅指出在某个领域里，不同族群人数上的差异，并不能真正说明数量不同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即使事实上的原因确实是歧视或能力差异，我们也需要更多论证，来显露这一事实。
其次，对出现不平等现象的对象（公司高管、NBA球员、服务员）是否可欲的判断，隐藏着某种偏见，并可能导致更深层次的压迫。
人们想要成为高管，但不想成为服务员，这一点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即使没有一份工作是完美的，但人们对什么是好或不好的工作，似乎又存在着普遍的共识，这其中夹杂着深刻的价值判断。但如果我们不假思索地套用这份「价值共识」，我们实际上就忽视了不同个体之间诉求可能的不同。因为只有当大家都想要做高管的时候，高管中性别分布的不均才隐含着不平等的因素。
这里更深的问题是，如果我们仍然在加固这种单一的价值排序，并认为一个人合理的行为只能是追求价值更高的对象时，那么争取性别与种族平等的能量和努力，就都会被暗暗地导向一个资本主义设置好的陷阱之中。即使我们在讨论NBA球员、演员、艺术行政、或程序员时可能出现不同的结论，但这种不同却并没有根本性地指向一种选择上的多元。
资本主义已经为我们划定了一整套应被追求的人生模板，但这其实是一种隐形的压迫，因为我们别无选择，因为它在强迫所有人按照相同的偏好去生活，却从不尊重个体自我的诉求。价值的分配历史是极不均衡的，这确实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但如果我们认为出现更多的亚裔高管、女程序员、性少数总统，或者直接就是让性别、种族比例在任何地方都保持均等以后，不平等的现象就会消失，那么我们就是在缘木求鱼。
毕竟，追求平等并不是在追求事事均等，参差多样才是幸福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