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是在某次活动上的讲稿,经整理后发在这里。在这篇文章中,笔者试图提出一种看待「基础设施」的视角,这种视角看重的不是传统上所说的「铁公机」这类具体的基建,而是将基础设施看作是一种推动特定「关系、结构、框架」的作用机制。本文将试图对这一作用机制及其所处的现实语境进行一次粗略的梳理。
必须承认,这篇文章所呈现的并不是非常成熟的观点,而只是笔者最近的一些观察和思考。如果您对这些问题也有自己的看法,非常欢迎您来信交流。
我想从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开始讲。如果你听播客,你大概会知道有小宇宙这个平台。几天前,有一档成立大概只有一年半,但在小宇宙上已经收获超过10万订阅的播客,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虽然自己最新一期节目在发布之后进入了小宇宙的首页最热榜推荐,但是却排在了播放量与评论量都不及自己的其他两个播客之后。因此该播客要求小宇宙对此做出解释。
在随后的几天里,这件事情在中文播客圈里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讨论,虽然讨论的焦点很快从排名的问题转到了性别问题。但在这里,我还是想回到最初引发争议的排名问题再稍微展开讲讲。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里面包含了非常有趣的东西,能够帮助我重新思考基础设施这个概念在今天的意义。
首先,我们需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小宇宙的排名有什么特别之处?为什么值得如此兴师动众?作为艺术工作者,我们都应该非常习惯各种评论、评选、排名、榜单这类东西,比如著名的艺术权力排行榜。其实不只是艺术,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排行榜,比如世界大学排名、中国地产一百强,或者是米其林的餐厅推荐。这些排行榜一般都会提出一套评价系统,包含一些评价的指标,用来做出比较,但是总会有人对结果不满意。
但即使是广东人对米其林发布的广州餐厅指南嗤之以鼻,我们也不会要求米其林对其结果进行更正或者解释,因为这里常见的讨论是关于公信力的——我们会说这个排名没有公信力。除了“分猪肉”的噱头排名之外,一般正经的评价机构也都会尽量让自己的排名更有公信力。可就算他们做不到,地球还是会继续转,因为我们知道排名归根结底其实是很主观的事情。
比如说张献民老师这几年一直在以个人的名义推荐独立影像作品,做了一个榜单叫“十荐”,而且他也曾非常明确地说明,这不是“十佳”,而只是他的个人推荐。但事情并不总是这样的。当公信力建立了之后,当主观的评价稳定地带来客观利益的时候,评价就有了某种难以抗拒的力量。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双年展机制,这里我们可能没有时间展开,但是可以总结的观点是,当“是否出现在某场展览里”变得很重要以后,展览就不再只是展览,而是变成了一种机制、一种系统,我们就会基于这种系统构建起一种新的关系。
颜磊, 《去德国的展览有你吗?》, 1996年
在过去的几年,小宇宙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中文播客圈最有口碑的平台,甚至可以不用加之一,因此关于小宇宙的对话,也就从一开始的“这个APP用来听播客还挺方便的”、“没有想到还有这样的节目”,变成了“本节目已登陆小宇宙”、“听播客就去小宇宙”。当小宇宙的首页成为流量入口,当“我们的播客受到小宇宙的首页推荐”、“我们的播客在小宇宙上有多少关注量”成为播客本身用来标榜自己的实力与质量的时候,一开头出现的争议就变得难以避免。
我想说的是,当小宇宙开始主导某种关系的时候,它就开始成为这种关系的底层系统,而我们对底层系统的隐含要求就是公正,所以才出现了上述播客反复要求小宇宙解释其排名规则,并觉得自己遭受了不公与打压的事情。
接下来我们可能要问第二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会要求一家公司保持公正?这里我们也许可以回头看看推特对封禁特朗普这件事情。这里的主要争议在于推特对特朗普的封禁是否构成了某种censorship,或是否侵犯了特朗普的言论自由。和小宇宙的事件类似,上述这个问题之所以会成为一个问题,也和我们当下所处的新环境有关。
我们都知道商家有一个很常见的申明,就是“本店有权拒绝提供服务”,因为进店消费是双方合意的过程——你可以选择我,我也可以选择你,只有双方同意,这个买卖才能进行。
如此说来,推特作为一家公司,自然有不给特朗普提供服务的权利,总不能强买强卖。但是我们可能会忽略上述这两种情况之间一个重要的区别,那就是拥有拒绝服务权利的前提,就在于市场上存在充足的替代品,就算你不在我这个餐馆吃饭,你也可以很轻松地去其他餐馆就餐;而今天如果你不使用推特,就很难让同样多的人看到你的发言。我们也很难判断,特朗普在推特上已经积累的关注,是否是属于推特公司可以自由处置的东西。于是我们才需要重新思考,推特的封禁是否事实上侵犯了被封禁者说话的能力。这是一个新的现象。
我们看到平台开始变成某种基础设施,而这种基础设施的特点就在于,它用“普遍性”替换了“基础性”,用“能力”替换了“权力”。今天脸书的用户数量已经超过了很多国家的人口数,苹果的市值也在今年年初突破了3万亿美元,成为相当于全球的第五大经济体。在短视频出现之前,微信帝国几乎绑架了中国所有的社交流量。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各国都开始非常注重平台垄断现象,当平台处于垄断地位,但它却仍然以“私企自决”作为行动准则的时候,就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我不确定小宇宙是不是可以和推特做类比,因为从体量上来讲,两者的差距实在太大了。但是我认为小宇宙首页推荐与排名的争议,同样是反映了人们对私营机构的某种公共性的期待。
第三个问题,我们今天要在何种维度上讨论基础设施?回到小宇宙的案例,播客最根本的基础设施应该就是云服务器和RSS协议,前者让我们内容可以被其他人访问,而后者则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内容分发机制。小宇宙并不是RSS订阅工具,而是在上述播客的基础设施之上搭建了一个中心化的社交平台,对播客的内容进行筛选与推荐。播客在小宇宙的单个平台上的订阅数、播放量、评论量,常常会被误认为是播客本身的表现指标。当我们说小宇宙也是某种基础设施的时候,指的肯定不是云服务器或者RSS意义上的基础设施,而是关于播客的社交、商业化、流量管理的基础设施。而之前的风波,也只有在小宇宙这样的平台上才会出现,其他任何真正基于RSS机制开发的应用,都不会存在此类问题。
基础设施的转换,同样深刻地改变了围绕播客所形成的各种关系,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内容创作者从拥有自身内容的“个体户”,变成了一个为平台提供UGC的“用户”。播客创作者使用小宇宙提供的流量基础设施的代价,就是上缴自己对内容和听众的权利。从实际的效果上来看,很多播客都因为小宇宙获得了更多关注,而这到底是不一个划算的交换,可能就需要各位自己评判。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针对不同的问题,就会有相应不同层次维度的基础设施,这是基础设施在今天的另一个特点。
我们刚刚讲到平台有可能成长为一种基础设施,反过来讲今天的基础设施也有可能就是某种平台。换句话说,我们也许应该放弃关于基础设施全局性、生态性的想象,而将其还原为某种局部生效的底层方案。上面这张图是Coinbase对Web 3 stack的分解,我们可以看到在基础设施层其实有非常多的类别,每个类别也有各种不同的方案,在每个方案的基础上,又会发展出不同的生态——或者更准确说——是一个又一个不同的生态箱。因此今天并不存在THE infrastructure,我们看到的是不同的基础设施在相互竞争,获得更加普遍地使用。比如我们很喜欢讲的新基建之一5G网络,其实并不是未来网络发展的唯一可能,比如Space X使用近地轨道卫星的星链项目,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替代性的方案。当然,这两者之间的实际关系需要更加具体地分析。
我们大概可以看到的是,基础设施之间的竞争也开始加剧了。不仅如此,不同性质的机构主体也开始参与到同一个竞争之中。我们知道相比于国内的视频网站,YouTube之所以可以用几乎零成本的方式去使用流量,就是因为它自己也加入了一般仅限于ISP参与的网络基建竞争里面。
此外,基础设施的局部性也表现为它更加有可能失败。我们曾经以为基础设施建设是一种怎么做都不会错的事业,总认为先搞基建总没有错,但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基础建设一旦完成,还可能会产生路径依赖。我们会发现路径依赖其实是非常稳固的一种结构,长期以来基建总是会给我们非常稳健的印象,这种稳健也反映到投资领域,但是今天我们也越来越意识到,虽然基建是对未来的某种“预定”,但这个过程其实少不了风险和运气。
也许,我们可以重新来看一下基础设施概念。它其实分两部分,infra和structure,structure很好理解,就是一种安排或者一种构造。infra有“在什么之下”的意思,另外一方面也有未来的意思。结合起来就是“潜在对未来会构成影响的东西”。在这样的理解之下,我们才会理解社会关系也是一种基础设施,语言也是基础设施。这不是非常新颖的观点,但是我认为我们有必要在今天提高对这件事情的察觉。
比如,让我们再次回到小宇宙这个案例,我认为这里面更有意思的是这个案件体现了以数据为骄傲的科技公司是如何被数据所绑架的。小宇宙特别设计了展示数据的界面,希望借此来营造一种氛围。但是我们都知道数据并不能体现内容质量,因此小宇宙还是引入了某些人工的部分对内容进行筛选,非数据的工作其实是数据的基础,也是小宇宙获得口碑的基础。但是由于小宇宙最终还是没有摆脱数据导向的思维,才最终陷入了数据陷阱所引发的漩涡里。
这里我想要说的是观念和基础设施之间的关系。尼尔·波兹曼曾经讲过一个关于试卷评分的例子:表面上看,给试卷评分是很寻常的事情,但实际上并不是自然而然的结果,而是1792年被一个剑桥的老师发明出来,他的想法是应该给人的思想进行量化的价值判断。可这么做了之后,人们就开始通过数学观念来构建现实。如果我们可以用数学来评判思想的品质,那么我们就也可以用数字评判慈悲、爱心、仇恨、美好、创新,这些评价都变成了可能。这就是麦克卢汉讲的“媒介即信息”的意思,或者马克思所说的“技术透露了人对待自然的方式,技术造成了交流的条件”,而我们通过交流建立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说,基础设施也是一种媒介,它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们的观念。
最后我想说的是,当我们讨论技术作为工具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说技术本身没有好坏;在基础设施这个问题上,我们似乎更加采取了类似的态度。但是今天,当基础设施充满了主观性、并不一定代表公共利益、还有可能失败的时候,我们也许需要以一种更加政治的视角来看待基础设施及其可能带来的现实关系。同时,如果我们想更进一步,我们也应该尝试重新解析那些已经嵌入到观念之中作为观念之媒介的基础设施。